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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电视剧共十八集，玲子前往黄河路考察，由李李亲自接待。在敬酒时，李李说：“很少有客人既来至真园，又去夜东京。”这番话意味深长。我也想问：“是否有人既是《繁花》的书迷，又是剧迷？”说来有趣，去年十二月廿七日，《繁花》剧集上线，口碑褒贬不一。原著粉丝在社交媒体上抨击王家卫对作品的改编；几天后，大量迷弟迷妹为了避免剧透而去阅读原著，结果惊讶地发现两者截然不同。优秀小说的影视改编历来充满挑战，成功案例寥寥无几。坦率地说，在《繁花》开播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沉迷其中，每天晚饭后都在等待更新。我选择了上海话版，每两集刚好形成一部电影的长度，观看体验甚至胜过每天观赏一部王家卫导演水准的新片。爷叔考验阿宝，要求他在和平饭店借房间。后来的镜头定格在一间英国套房，令人联想起电影《2046》，房门紧闭，数字“72”格外引人注目。
熟悉《2046》的人都知道，这串数字更像是黎明在《Happy 2000》中唱出的那句疑问：“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王家卫的作品总是充满着符号与象征，这也就意味着他创造了大量的解读与误读。我观看到第十四集时，爷叔教导汪小姐写检查，随后她被下放至杨浦工厂。他们因此共同经历了被外滩27号（外贸公司）放逐的命运，这时我才听到了关于“72”的暗示。这种镜头语言的含义在汪小姐身上还有另一处体现。在第十二集中，汪小姐由于嫉妒之情逼问宝总，说出：“我哭得甚至连隐形眼镜都戴不住。”如果没有这一线索，观众就无法看清汪小姐内心的爱情纠葛。原来剧中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卅一日（跨年夜，阿宝在和平饭店的露台送了小汪一副隐形眼镜）之后的戏，如果汪小姐以“四眼”示人，那她很可能之前已经哭过。比如在第八集中，汪小姐前往诸暨救宝总，开车时没有戴眼镜，而在夜幕降临时搂着宝总时则戴上了眼镜。
至于宝总为何在谈妥五百万美金的大单后送汪小姐隐形眼镜（这是他们间革命友情的信物），王家卫似乎也不愿透露。第八集中有一段感伤的镜头，阿宝透过外滩27号茶水间的房门玻璃，看见小汪同志处理着信件和销票，而水壶（上海人称之为铜吊）的蒸汽模糊了小汪左眼镜片。她因为自己的笨拙而感到懊恼、开始哭泣，这个既美丽又可怜、看不到未来的“蚌壳精”形象似乎能够说明问题。关于一些评论认为王家卫破坏了原著的不响美学，我其实持保留态度，但我同意他们说王家卫这次确实表现得很响，也许有点过了头。剧中的人物经常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对话吵闹，不像是在演电视剧，反而更像在演舞台剧。我对“很响”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不及我的编剧朋友费慧君讲得深刻，她说：“《繁花》最打动我的是精气神，上世纪90年代，一切欣欣向荣，日子越来越好，望不到头的好，大家说话做事气都浮在胸口上，曾经我们以为这就是应该有的生活。”。很响，让我想起上海的滑稽戏。
过去，我们曾戏称那些姚慕双、周柏春的继任者们没腔调、没花头，只能在电视上瞎闹着玩，混口饭吃，没想到如今借助电视剧，滑稽戏居然又活跃起来了。这并非仅因为请了陈国庆、骆文莲、吴爱艺等一众具有滑稽戏色彩的演员加盟，《繁花》就能逗乐观众。事实上，我并非上述演员赖以成名的那些沪语情景喜剧的忠实观众。离开了讽刺的滑稽戏要如何生存，其实早在三十年前，电影《股疯》就给出了一个疯狂的答案。那部作品同样很响，潘虹在公交车上与乘客唇枪舌剑，那股爽朗的劲头甚至比得上《繁花》里黄河路老板娘们身上的火药味，以及进贤路夜东京七十二家房客的喧闹氛围。相比黄河路，我个人更偏爱进贤路的戏，更接近我成长岁月里的上海。夜东京的群戏将观众带入一个陌生的王家卫，他增添了搞笑技能，让人感到惊喜。我不敢说这是进步，但至少在《繁花》中，我看到了他的转变。那些滑稽戏演员也是，我甚至觉得他们被低估了。
在剧中的第十三集，玲子痛斥暗恋自己多年的葛老师：“我情愿把饭菜都倒掉，我去喂猫喂狗，我去给讨饭的吃，我也不会给你吃一口，我要眼睁睁看着你这个老甲鱼一天天饿死。”葛老师遭到了人们的猛烈谩骂，他泪流满面，浑身颤抖，指着玲子说：“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我会牢记你的。”在那一刻，我也铭记了陈国庆，他仿佛是一个悲伤的普通小市民，仿佛是从电视剧《孽债》中走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老甲鱼”这样的称呼在上海滩市场上和野生甲鱼一样罕见。说到这一点，《繁花》在豆瓣上获得了8.1的评分，略低于它的水准，但超出了我的预期。就像王家卫的另一部杰作电影《一代宗师》经历低谷后逐渐走高的命运一样，我相信《繁花》会得到更客观的评价。我特别喜欢第十四集中的一个镜头，在进贤路的老房子屋顶雨水滴漏，苍白的天花板被大片打湿，水滴像是忙碌的蚂蚁一样流动着，最终汇聚到某处，滴答滴答地落下。
这样的上海细节，就像一针一线般编织着一个上海市井的画卷。以前有网友在看央视版《三国演义》时调侃道，这是摄影师穿越到东汉末年拍摄的。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改革开放头十五年的上海弄堂生活的还原，电视剧《繁花》也配得上这样的赞誉。（王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