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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郑晓龙:以现实主义态度拍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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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环球网

本报特约记者 牛小曼 邵群玉

“从《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开始,我就对现实题材感兴趣。”正在热播的农村题材剧集《幸福到万家》是导演郑晓龙的新作。

该剧讲述农村姑娘何幸福(赵丽颖饰演)不断成长,从农村走进城市,再从城市回归农村,最终带领万家庄实现精神文明进步的故事。“农村小康了以后怎么办?”郑晓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实主义”在这部剧中的体现,就是“既要好看,又要反映出农村最近这些年实实在在的变化。”

不仅是农村题材,郑晓龙过往执导的《甄嬛传》《芈月传》等古装剧中,也包含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对人情和人性,一定要有精神滋养”。

专访|郑晓龙:以现实主义态度拍好作品

乡村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的真实碰撞

环球时报:《幸福到万家》的创作契机是什么?为何将“普法”作为故事线?

郑晓龙:6年前我看到故事大纲,它根据陈源斌小说《秋菊传奇》改编而来,讲述一个女孩法律意识的觉醒。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不仅是执法人员,也包括普通人法律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农村女性,我觉得对国家未来发展很有意义。我们把《幸福到万家》的故事放在一个重要时间点——农村已经富起来了,但在精神、法治观念上并没有富起来,还存在一些落后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

专访|郑晓龙:以现实主义态度拍好作品

《幸福到万家》官方剧照社会发展道路上,会遇到精神文明、法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也是我们做这部剧的最大意义。过去在农村,有些事就靠某个领导说“算了”来“调解”,找不着证据就各打50大板,这是不行的。通过法律弄清事实,通过法律辨明是非,通过法律弘扬公平正义,这才是法治社会。我们当时去安徽(农村)采景,了解当地从2009年开始的情况,农村富起来究竟是什么样,有没有“闹婚”等剧中讲到的事,以及服化道、场景等是否符合那个时代。

环球时报:对于外界对剧集细节上的关注,会怕被“挑毛病”吗?

郑晓龙:影视是流动的艺术,不能当成固定画面来看。其实观众也应该是这样,按艺术规律来。如果一帧一帧去看,任何片都能挑出毛病来。如果问我有没有(细节上的)压力,我有。

环球时报:剧中如何展现村支书和村民们观念的一步步转变?

郑晓龙:是“幸福”(女主角)在改变他们,让大家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如果说“幸福”努力之后大家还是无动于衷,这个片子就没意义了。其实不是非要改变谁,而是通过作品来让人们认识到社会在进步。

“幸福”的妹妹“幸运”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也有一些自私的东西,屈服于压力。但最后事实教育了她,“幸运”做到了关涛(剧中罗晋饰演的律师)说的“我们不能把法律做成生意”,这才是她最后的成长。

不会特意讨好观众

环球时报:会为了吸引年轻观众特意设计情节吗?

郑晓龙:我没有。我觉得写好人性的基本故事,不管是不是年轻观众,都能感受到。有人说我现在拍女性角色很厉害,很受女性观众喜欢。其实我没有特意要讨好谁,只是我对“人”很了解,这很重要,关键是有没有设身处地替人们去想。比如设计“幸运”经历闹婚事件后回去洗澡的这个情节,如果认真地站在她的角度想,就会觉得很恶心、难受。这些痛苦不光是在心理上,还有生理上。

环球时报:您觉得文艺作品在社会发展中有哪些作用?

郑晓龙:从《北京人在纽约》《渴望》开始,我就对现实题材感兴趣。就算我拍历史题材,也完全是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拍。《甄嬛传》的批判性,《芈月传》的家国情怀,我觉得都是现实主义的体现。

任何一个片子都要有历史观点,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要有营养。不用很宏观的理论,但对人、人情和人性,一定要有精神滋养,这些是最简单的东西。

文艺作品要有“认识价值”

环球时报:您在选演员时比较注重哪些方面?

郑晓龙:首先得看他/她的气质和角色是不是吻合。气质吻合演起来比较容易,演技和外貌都是其次。这次选赵丽颖,她本身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村比较熟悉。我觉得她身上有“何幸福”的气质,有一股倔劲儿。其次,我前段时间说过要把演员的选择权还给导演。导演会反复看甚至修改剧本,所以最清楚用什么样演员的,应该是导演。

专访|郑晓龙:以现实主义态度拍好作品

环球时报:国内影视创作近年来有哪些变化?未来该如何发展?

郑晓龙:这两年影视行业进行了大调整,现实主义态度的创作有很大进步。人们更注重作品实际质量,而不是单纯地把影视作品当成娱乐来挣钱。我不认为我们文艺工作者能去塑造“人”,但能把“人”善良美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把错误落后的一面揭露出来。做好这些,文艺作品的价值和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文艺作品对现实要有真实反映。先不说文艺作品的批判价值,至少要让人们对社会现实和这个时代有认识价值。我们搞影视创作是做好外面的“形象”,“思想”自然是在里头。关注生活语言,才能找到它所对应的精神和思想,一定是真实客观地写出时代氛围和形象。以现实主义态度拍好作品,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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