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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个人的挣扎及其东北女性的集体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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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个人的挣扎及其东北女性的集体困境

◎李勤余

错位的宣传

东北虎》的宣传和文本一样,都是严重“错位”的。

上映前,小视频各种狂轰滥炸,铺天盖地都是马丽“抓小三”的桥段。看过本片的观众才知道,《东北虎》的叙事线索其实有三条,分别是徐东(章宇饰演)要报仇,因为他的爱犬成了建筑商马千里(张志勇饰演)锅里的狗肉;马千里的亲友要报仇,因为马千里“骗”走了他们的钱;美玲(马丽饰演)也要报仇,因为徐东在她怀孕的时候出轨了。大家都想“报仇”,但终因各种“错位”而失败,共同出演了一个东北荒诞黑色幽默剧。

马丽和章宇的故事明明只是支线,却被当作“主打”来宣传,原因不难猜:一是此类情景最狗血,当作噱头来大可吸引吃瓜群众的眼球;二是比起在文艺片领域已经闯出一片天的章宇,如今马丽的国民亲和度当然还是更胜一筹。

宣发策略不难理解,但耐人寻味的倒是“错位”的马丽。明明在喜剧圈里如鱼得水,常常享受“女主”待遇的她,为何要“屈尊”来文艺片里出演一个戏份不多的配角呢?

马冬梅的禁锢

马丽曾经在多个不同场合强调过自己希望能出演更多类型的女性角色。她的潜台词大家当然都听得明白——出道、走红至今,马丽的演艺之路事实上是越走越“窄”了。

很多观众在欣赏《东北虎》之前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东北虎”说的是不是马丽又要出演东北“母老虎”啦?加上宣传短视频的花式误导,更是彻底扭曲了公众对本片的审美期待。但马丽并没有这个想法,正相反,她突破以往角色的迫切心情是有目共睹的。在《东北虎》里,马丽彻底收起了浮夸的表演,用更内敛、克制的手法去塑造人物。

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前一次“捉奸”时,马丽掀开对方的帽子,才发现人家没有第三者的黄色头发,她秒怂,立马把帽子还给对方,小心翼翼赔不是,把人物凶猛外表下的内心忐忑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和真正的第三者会面时,丈夫提醒对方,酒有问题,马丽冷冷一笑,“酒没问题,是你有问题”。紧接着,一滴泪无声地从她脸颊滑过。全程没有歇斯底里的感情宣泄,却让观众读出了失望、哀伤和崩溃。

马丽当然是“有演技”的,可又不得不说,虽然她在本片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但美玲依然是“马冬梅”的翻版,只不过这一次她更冷静、正常一点罢了。

从《夏洛特烦恼》到新年档刚刚上映的《李茂扮太子》,马丽兜兜转转一大圈,表演风格、角色定位还是回到了起始点——咋咋呼呼、大大咧咧,表面上看是婚姻生活里更强势的一方,但实际上人生的诉求似乎只有一个——把丈夫牢牢地拴在自己的身边,守住最正统的“家庭观念”红线。

这不由让人联想到最近热映的《爱情神话》,李小姐、格洛瑞亚既渴望爱情,又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当代女性的“个体尊严”。而马丽出演的东北女性美玲则更像是《羞羞的铁拳》里被互换身体的拳击手——看似凶悍,灵魂里却写满了保守与怀旧。

东北女性形象的集体困境

这当然不是马丽一个人的问题,总是把“铁锅炖自己”挂在嘴边儿也不可能是她的终极艺术追求。然而,与其说某种先验的角色画像让她身不由己,毋宁说这是“东北女性”形象面临的集体困境。

全国观众对东北女性的刻板印象十分统一,即晚会或综艺舞台上东北小品所刻画的体格健壮、粗声大嗓、没有心计的女性。东北题材的影视剧里,女性角色也大体只分为两类:一类是逆来顺受型,比如《篱笆·女人和狗》系列中的枣花,似乎把对丈夫的忠贞与对老人的孝敬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对所遭遇的不公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另一类是性格强势型,粗声大嗓、风风火火,比如《乡村爱情》中的谢大脚,总爱打抱不平,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也主动、执着。

《东北虎》里的马丽,是对以上两类形象的排列组合。作为孕妇,美玲挺着巨大的肚子,在冰天雪地的东北,还叼根冰棍,“火旺”得很;发现丈夫衣服上的头发,迅速从压箱底的盒子里,翻出收藏的另一根头发做对比,既体现了她的“精明”,又展现出她心底最深的恐惧。

这种女性形象的塑造迎合了当下主流文化(或者说各地观众)的“东北想象”: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东北”是计划经济的残留,美玲的家庭是“经济衰败”的;从都市文明角度看,“东北”是粗野的,美玲挺着大肚子逐一排查“小三”,但在前一天还在享受丈夫给她拉雪橇的欢愉……

总之,在这份刻板印象中,“东北”成了现代性文明的“局外人”。那么,东北女性又该如何在当代社会找回自己的“存在感”?显然,不少创作者用力过猛,将长期以来饱受传统观念压制的东北女性,塑造成戏谑男性、泼皮刁蛮的“悍妇”。这实际上是创作观念的倒退——女性很“厉害”,不等于女性很“独立”。

而时下作为“东北女性”代表性演员的马丽,不过是此类严重扭曲的创作观念的又一个受害者。

东北文艺复兴和女性无关?

《东北虎》是文艺而“沉闷”的,但在影像文本中也有一抹亮色,那就是两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一个是执意要把诗集卖给“不同的人”的诗人,一个是给马千里送风筝、炸带鱼和500块钱的小二。他们和主线剧情格格不入,却又促使徐东、马千里等主角开始思考如何“走出麻木”。这是专属于东北文艺的“伤感”,并非无病呻吟。

近年来,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正在崛起,所谓“东北文艺复兴”早已不再是坊间的段子。在这批作家笔下,游荡着太多的失败者,他们充满理想却不合时宜,被视为疯子或废人,恰如《东北虎》里的诗人和小二。

赋予这群失败者、边缘人以尊严,有助于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这才是“东北文艺复兴”的根本意义所在。然而,“东北女性”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大多扮演着唯美的、浪漫化的角色。比如《平原上的摩西》中的李斐和傅东心,体现出的是爱与善,却始终处于故事之外,成了空洞的概念。

在《东北虎》的结尾,主人公徐东想要去南方看看,说着“熬过今天,明天可有意思了”。电影里的东北男人是凄惨、卑微而又滑稽的,但他们毕竟还在寻求生活的出路。耿军用困在动物园里的东北虎来隐喻他们的处境,可另一方面,美玲却被导演“遗忘”了,或者说,只产生了又一个“马冬梅”。

在历史剧烈变动的当下,马丽也好,美玲也罢,绝不只是无足轻重的符号,绝不该是作品中的工具人。“东北女性”所欠缺的,或许只是一个表达的机会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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